壹學者_學術文庫_單個文檔詳情

【原創】 中國之痛:市場、道德、信任與秩序

王曙光 | 2016-07-20 14:58

分類:經濟學與經濟管理類 > 期刊論文

關鍵詞: 市場 道德 信任 秩序

閱讀:

分享:

收藏:

  中國之痛:市場、道德、信任與秩序

  王曙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

  (本文根據王曙光教授2016年5月27日在中央財經大學的演講錄音整理而成)

  一、引言:中國之痛:信用、信任與信仰的缺失

  從吃魚談起:一個以鄰為壑的怪圈

  今天非常高興今天能夠來到中央財經大學,跟同學們做一個交流。近幾年中國經濟轉型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很多方面讓人感覺既喜又憂。喜的是中國現在還處在一個比較快速的發展階段,經濟總量不斷擴張,經濟增長的質量在不斷改善;憂的是中國現在整個經濟轉型出現了一種失序的狀態,社會倫理也出現一種混亂的狀態,給人一種“禮壞樂崩”的印象。今天,在這樣一個轉型時期,我們怎么看待這些經濟失序和倫理失序的現象,怎樣為未來中國重建一個好的市場秩序與倫理秩序,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我今天講五個問題:第一部分探討中國目前信用、信任與信仰缺失問題,也就是我所說的“三信”危機。第二是嘗試對“斯密悖論”做出我的闡釋,從斯密的邏輯出發,來解釋市場秩序、倫理秩序與人的自利本能之間的所謂沖突。第三部分談談為什么在經濟轉型時期會發生倫理失序問題,探討一下背后的深層根源。第四部分探討自由市場經濟與經濟秩序以及政府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尤其是厘清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這三位在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領域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他們對經濟發展和經濟秩序到底怎么看。最后,談一談我對將來重建市場秩序的幾個觀點。

  剛才在來中央財大的路上,我跟司機聊天,他說他最大的愛好就是釣魚,經常到密云水庫釣魚,現在市場上的魚都不可信,養魚的人都不吃魚,只有在密云水庫釣的魚才敢吃,因為密云水庫的水質非常之好。現在的食品市場實在堪憂,中國人進入了一個以鄰為壑的怪圈,每個人都對市場上的產品充滿了疑慮和不信任,每個人在生產的時候都試圖摻假投機,可是每一個人又不可能不參與市場交易而完全自給自足,于是每個人最終的結果都是在享受別人生產的“毒品”。很多人會說,既然菜不安全,我就自己種菜吧,于是好多人在昌平、密云、門頭溝找塊地,自己種菜。既然豆漿不安全,我就自己做豆漿。可是你自己生產 牛奶和白酒的難度就很大。一個市場經濟本來是以交易為前提的,然而由于大家彼此不信任,這個經濟慢慢就轉化為自給自足的經濟,交易半徑越來越小,分工越來越不明顯,經濟發展的效率就會受到影響。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講的就是兩個基石,一個是分工,一個是交易,市場經濟發展促進了分工的專業化,促進了交易的發展,而市場經濟越發達,分工越細,交易越頻繁。可是如果人和人之間沒有信任的話,那怎么分工和交易呢?一個市場經濟豈不要退回到自給自足的經濟了?

  為什么在經濟轉型時期人們對喪失倫理底線?

  最近這一段時間,社會上對兒童疫苗事件的討論非常多。為什么中國最近一些年以來,這些惡性事件,甚至直接影響兒童身心健康的產品質量事件頻發?很多人覺得這些事件的出現簡直不可思議,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念、良知的底線已經墮落到何種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為此感到瞠目結舌。這些質量安全事件的爆發,從倫理道德角度來看,是中國目前轉型經濟時期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

  我一直認為,在經典的計劃經濟和經典的市場經濟當中,發生類似嚴重危害倫理道德的事件的概率都比較低(當然不是說完全不可能)。在計劃經濟時期,很難想象會出現這樣一些傷天害理的質量事件。因為在計劃經濟時期,工廠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生產人員乃至銷售人員一般都極其謹慎,計劃經濟下的企業不會以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標而做出嚴重逾越道德底線的事情。至少在80年代之前,我們從來也沒聽說哪個工廠的奶粉出現故意摻假問題,也不可能出現類似于今天的兒童疫苗事件。計劃經濟時期人們是有誠信底線的,這個誠信受一整套的計劃經濟制度設計的保障,包括對人們的精神激勵、道德約束、政治壓力、意識形態激勵。因此,在計劃經濟底下,大家都覺得我要做一個正派的人,做一個被社會所信任的人,敢于喪失道德底線而違規的人極少,而且會受到社會的極大懲罰和譴責。

  經典的市場經濟底下發生這種嚴重逾越道德底線的事情的概率也很小。一個完善的、成熟的市場經濟,使得人和人之間、企業和企業之間形成一種比較良好的契約關系,人們都遵守契約,有契約精神,企業家都遵循企業家精神,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比較嚴密的、基于契約的倫理道德規則,形成一種互相信任的關系。因此,在成熟的、完善的市場經濟當中,也不太可能出現今天中國人出現的這種兒童疫苗事件,當然不是說絕對不可能,但是經典的市場經濟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它。

  因此,在一個經典的計劃經濟和一個經典的市場經濟底下都不可能出現這種事件,然而為什么今天中國就出現了呢?正是因為中國當下的經濟是一種既不是計劃經濟、又不是市場經濟的經濟形態,我們叫轉型經濟。這個“轉型”是中國今天所有道德失控的根源。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當中,人們有一個誤區,認為一旦進入市場經濟,則一切計劃經濟時代的約束,包括經濟規則約束、意識形態約束和政治壓力都沒有了,這樣就可以無所不為了。因此,中國人在轉型初期,誤把市場經濟當作“什么都可以做的經濟”,是“為了賺錢,什么都可以做”的經濟形態。從西方成熟市場經濟的視角看來,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觀點,但是中國人在最近三四十年當中,不少人都有這樣的觀點,無論在城市的企業當中,還是在鄉土社會的農民當中,都認為傳統的教條、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以及在計劃經濟底下形成的牢不可破的誠實守信的觀念、做一個被社會所信任的人的觀念都喪失殆盡。轉型過程當中出現了大量道德的“真空”,出現了嚴重的信仰缺失和信任缺失的現象。

  尤其嚴重的是,我們把經濟學當中一個理想化的模型——利潤最大化,當作一個信條,這就麻煩了。我們要研究廠商理論,前提是利潤最大化,如果沒有這個前提的話,就沒有辦法研究廠商行為,可是大家要知道,廠商利潤最大化,它是個理論假定,它是不附帶任何倫理約束條件的。我們在學經濟學過程當中,已經把倫理方面約束剝離掉了,換句話說,我們并不在利潤最大化上加很多前提條件,可是在現實當中是要有前提條件的。每個人在追求自己利潤最大化的時候,需要有很多前提,你要誠實,要守信,要守法,要做一個有良心和社會責任的廠商、企業家,但是這些倫理前提沒有進入經濟學基本理論。我們假定利潤最大化是一個沒有任何約束的、沒有任何前提的理想化的行為,這個假設引起了很多人的誤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人胡作非為、傷天害理,他的理由就是利潤最大化,他們會說,這不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嗎?我認為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應該有它的人格奠基,而不是簡單地把那個抽離了倫理前提的“利潤最大化”作為信條。

  “三信”為市場經濟進行人格奠基

  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有它的人格奠基的,這個人格奠基,我把它概括為“三信”。第一個“信”是“信用”。市場經濟人格奠基必須以信用作為第一個奠基。市場經濟是一個信用的經濟,信用經濟實際上是契約精神的一種表現,沒有信用,何來契約?又怎么遵守契約?如何來執行契約呢?沒有信用,則契約的簽訂成本、執行成本、契約不能遵守之后的懲罰成本,乃至于契約完全被打破之后整個社會的振蕩成本,都會特別高。因此這樣的社會將不可維系。春秋戰國時叫“禮壞樂崩”,一旦這個社會禮壞樂崩了,整個經濟、社會就沒辦法維系了,就崩潰掉了。當下國與國之間面臨著激烈的相互競爭,然而中國并不可能被美國所打敗,也不可能被歐洲所打敗,而完全有可能被中國自己的這種禮壞樂崩所打敗,因為我們的倫理道德觀念完全錯位了,搞亂套了,整個經濟社會的運轉成本極高,甚至社會常常突破道德底線,出現集體的道德缺失,這樣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也是沒有力量的。什么叫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首先是一種信用的經濟,要遵守契約,要有高度負責的精神,而一個人一旦對自己不負責,就要為此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這就逼迫每一個人都守信用,尊重契約,有規矩,不亂來。

  第二個“信”是信任。因為人們都有契約精神,遵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遵守合約,因此,長久而言,人們之間會產生一種信任關系。在這種信任關系底下,大家就會產生一種默契,產生一種“默會的知識”,即大家不必相互防備,而是會絕對信任對方,這樣的話,所有的交易都很容易達成,這樣的社會中法律的執行成本就會很低,甚至很多法律根本存而不用。在傳統的中國精神當中,假如別人委托自己一件事,則這件事在中國人看來是無比重大的,一定不要辜負別人的信任,寧可喪失生命,也不能喪失別人的信任。這種事情古代很多。先秦時代有一個故事,一個老船家受托把一個人送到河對岸去,這個渡河的人叮囑老船家一定要保密,不要透露自己的行蹤。為了取得別人的信任,老船家把這個人送上岸之后,就自殺了。視別人所托勝于生命,這個精神,中國人現在很少了。有了這種精神,則人們之間的信任將無比牢固。

  第三個“信”是信仰。信仰特別重要。我說的這個信仰,不光是指信仰某一個宗教的單一神,而是廣義上的具有超越性的信仰。宗教的信仰以及對于所有不可知、不可控的生命的信仰,乃至于對于日常倫理道德的高度信仰,實際上都是信仰。中國古話說“傷天害理”,“頭上三尺有神明”,有些事打死也不能干,這也是一個信仰。中國傳統社會當中,這種信仰是根深蒂固的,人們即使從來沒讀過書,他也知道什么是傷天害理,什么是做人基本的道德準則。中國人讀書并不是簡單的讀《論語》《孟子》,中國傳統的倫理是滲透到每個人的實踐當中,因此在傳統社會中,即使是文盲也具有高度的文明,這種文明不以識字為標準,而是指他心里有一整套的道德信仰,這套信仰是使他在傳統的社會當中能夠安身立命的所有支撐物。比如說作為子女要孝順,這是一個信仰。孝表現了一種信仰,這是無條件的信仰,所有的倫理道德中,只有孝是無條件的,不能因為父母道德上有瑕疵你就不孝,世界上唯有孝是沒有任何前提的一種道德行為,這就是信仰。當然,最高的信仰、最具有持久制約力的信仰還是一種宗教信仰。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一個人不承認自己借了朋友的錢,因為沒有任何書面的契約,所以他就想賴賬不還,所以死不承認。但是在法庭上,法官把觀音像往那兒一放,說:“你敢對著觀音像發誓嗎?”這個人想了兩分鐘,就立刻承認,這個事確實是他干的,為什么呢?這表明他內心還有一個信仰,有一個良知,他還有道德底線。一個朋友到美國之后寫了一篇文章,叫《“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這兩種不同的經濟差別很大的,前者是有規矩、有底線、有良知、有道德基礎的,后者是沒有道德基礎、沒有倫理底線的。當然這個“教堂”指的是泛化的一種信仰,廣泛意義上的信仰。

  這就是“三信”,信用經濟導致人們相互的信任,有契約精神,同時,還需要更高的價值信仰最為支撐,這是市場經濟的三大支柱。沒有這“三信”作為支柱,這個經濟沒辦法維系。中國現在城市當中企業無所不用其極,出現很多不誠信的行為;同時,鄉土社會當中也是禮壞樂崩,傳統的禮儀和倫理也在迅速地消失。這對于中國人而言是最大的風險和危機。因此,我們要重新反思我們的經濟轉型,重建整個國家的倫理基礎,使這個國家重新樹立信用、信任和信仰,使我們全體人民都知道市場經濟要有它的人格奠基,否則,再多的產值也是脆弱的。

  二、如何解釋“斯密悖論”:自由市場經濟的道德屬性

  “斯密悖論”是一個偽命題

  什么叫斯密悖論?這是一個爭議了兩百年的老問題。亞當?斯密一生有兩部最有名的著作,一部叫做《道德情操論》,一部叫《國富論》。傳統信條以為,前者強調在道德領域內,要以同情心為基本價值取向,后者強調在經濟領域,要利己主義為基本價值取向。好多人說斯密好像是一個精神分裂者。他在前一本書特別強調人跟人要互相信任,要有同情心,要有道德情操,倫理價值觀念對整個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非常重要。但是后面這本書卻認為每個人的利己主義反而可以導致國家的繁榮。我在很多年前就研究“斯密悖論”問題,我認為“斯密悖論”實際上是個偽命題。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本書的兩個理論體系其實是沒有矛盾的。在斯密的邏輯體系中,他把人類的同情心跟經濟的利己主義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沒有矛盾,問題是我們要找到解釋這個表面上的“斯密悖論”的密碼。

  每一個人從自我利益出發,如何達到社會的總體和諧與繁榮?用斯密的語言來說,一個人的“自我贊同”,是如何慢慢過渡到一種“社會贊同”?我從《道德情操論》當中挑選了四個關鍵的核心詞匯,即“內心的旁觀者”、“合宜性”、“同情”和“一致的估價”。我們看看斯密的邏輯是怎樣的,就知道斯密本身是沒有矛盾的,斯密沒有得精神分裂癥。

  同情

  “同情”這個詞在《道德情操論》中,指的是對人能在感情上彼此分享的認識和理解。換句話說,“同情”意味著我能夠理解你的感情,能夠理解你的價值觀,能夠理解你的一切,這叫“同情”。“同情”不是說對方發生什么災難,我表示憐憫。“同情”意味著我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需要什么。我認為“同情”是《道德情操論》當中最核心的詞匯,它是一個社會粘合劑。也就是說,我的個人行為如何通過自我贊同而過渡到社會贊同,其中的粘合劑是“同情”。從這個“同情”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自我的評價怎么過渡到一個社會的一致的評價。

  公正的旁觀者

  “同情”很重要,但是“同情”還需要兩個條件,才能把一個人內心的自我贊同過渡到一個社會標準。這里又引出兩個詞,一個叫“公正的旁觀者”,一個叫“合宜性”。

  在斯密的體系當中,“旁觀者”不僅指真正獨立于行為人的旁觀者,而且指存在于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一個假想的旁觀者。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旁觀者”,當你做出一個行為之后,自己會對你自己做出一個評判,我們每個人不光互相評判,而且我們自己也會給自己一個評判。而且這個“內心的旁觀者”可能更加重要。中國人講“良知”,“良知”這個詞實際上是從孟子開始談的,后來王陽明又談到了“致良知”。王陽明所有的學問就兩句話,一個叫“知行合一”,一個叫“致良知”。什么叫“致良知”呢?王陽明說“良知”本來每個人都是有的,殺人者的良知跟好人的良知完全一樣,但為什么他要殺人呢?就是在殺人的那一刻,他的良知被泯滅掉了,被遮蓋掉了。所以王陽明說得很清楚,每個人要回到良知很簡單,叫“致良知”,就是要回到自己內心的深處,去掉自己的遮蔽,回到自己的良知。

  斯密所謂的“公正的旁觀者”更多的是指“內心的旁觀者”。這個“公正的旁觀者實”際上是存在于人類本性中的一種良心。這個概念非常重要,我們在理解市場經濟過程當中,我們都會說,為什么不用法治呢?為什么不用政府來監督呢?靠法治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如果每個公民的每個行為都要靠法治來解決的話,13億人的國家可能需要12億人當警察、法官、律師、政府監督者。因此在斯密的體系當中,他更加強調“內心的旁觀者”。斯密也說過“內心的大法官”,就是我內心有一個法官,就像剛才我說的那個在法庭上看到觀音像就招供的人一樣,如果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觀音像的話,大家就有敬畏了。所以孔子在《論語》當中有句話:“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個人如果無所畏懼,什么都不怕,那就太可怕了。實際上“內心的旁觀者”就是讓你有畏懼的,讓人有“頭上三尺有神明”這種誠惶誠恐的感覺,只有毫無信仰的人才毫無畏懼。

  合宜性和一致的估價

  這里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合宜性”。“合宜性”就是社會上有一個對某個行為是否合宜的共同的價值標準,也就是中國人古代所說的“義”。《說文解字》中說“義者,宜也”,就是“合宜性”。這個“合宜性”是人類經過幾千年的交往和溝通,從而沉淀和產生出來的倫理道德原則。

  “內心的旁觀者”、“合宜性”、“同情心”,它們共同的目標是什么呢?共同的目標是達成一種社會的均衡與和諧,這種均衡與和諧不是依賴于個人的道德判斷,而是依賴于一個社會的總體判斷,我們叫做“一致的估價”,即整個社會的倫理體系與價值觀。

  斯密的理論體系分兩塊,一塊是在私人體系當中,他強調私人利益是正當的,比如說我想賺錢,這是正當的,賺錢沒有什么錯。但是同時他認為,理想的道德一方面要滿足人類的利己主義本能,另一方面更要滿足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諧繁榮。所以一個好的道德應該滿足這兩方面,既能滿足人的自利,又能把人的自利動機整合到社會公平當中。斯密的邏輯非常清楚。通過以上四個詞,我們發現每個人具有自己的自我贊同,從自己的利益訴求出發,但是經由“同情心”的相互理解,經過自己“內心的旁觀者”的監督、自制與反省,他慢慢地把自己的自我贊同轉化為社會贊同,走向一個社會“一致的估價”。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完美的社會,既能夠讓每個人的自利動機得到充分發揮,同時還能把自利動機整合到有利于社會的公平正義當中。

  所以說“斯密悖論”本來就不存在,斯密體系當中的邏輯是自洽的。這個體系的前提是“同情心”,“同情心”就是溝通自我價值跟社會價值的能力,他能夠知道對方在想什么,從而把自己價值的實現建立在別人的價值實現基礎之上。你作為廠商,希望每個顧客用到你的產品的時候都很開心和放心,這樣你的價值不就實現了嗎?所以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它溝通了自我價值跟社會價值。同時,如果沒有這個“旁觀者”,它就沒有監督和約束,所以“旁觀者”是一個監督者,當我做了壞事之后,內心會不安。而它的標準是“合宜性”,你要衡量一種行為是不是能夠完美地連接自我贊同和社會贊同,前提是“合宜性”,就是你能夠達到社會公認的標準。假如每個公民都能這樣的話,這個社會就是完美的社會,最終達到社會的“一致的估價”,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底線倫理,共同的價值判斷標準。

  斯密的內在邏輯

  綜上所述,斯密所說的“內心的旁觀者”、“合宜性”和“同情心”的根本目標,乃是達成一種促使社會均衡和諧發展的道德行為,這種道德行為不是建立在某些個人的倫理判斷之上,而是基于一種具有社會屬性的“一致的估價”之上,以此來維系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與其自利本能相融洽的社會合作。“一致的估價”將人類社會中道德行為的極為紛繁的差異性整合到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普遍價值觀念體系”中

  在斯密的道德哲學體系中,私人的利益目標和自利的行為本身并不自然帶有道德上的貶義,他十分強調私人利益的正當性;在斯密看來,理想的道德總是具有雙重性,它一方面要滿足于私人利益目標與人類的利已主義本能,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這種利已主義,將人類自利的動機整合誘導到有利于經濟走向公平、和諧和繁榮的社會道德譜系之中。

  由“公正的旁觀者”、“同情心”、“合宜性”和“一致的估價”所組成的獨特話語系統,建構了斯密富有特色的倫理學體系,解決了以“同情”作為粘合劑的人類社會如何以“合宜性”為標準,通過“公正的旁觀者”對他人和自我行為的道德評價,來維系整個社會在倫理觀念中“一致的估價”,從而解決了斯密體系中莫須有的所謂“斯密悖論”,調和了利已主義和同情心的矛盾,完成了“自我贊同”向“社會贊同”的完美的過渡。

  三、經濟轉型期的倫理失序:歷史根源與現實困境

  兩個轉型

  我認為1978年以來我國經歷了兩種轉型,一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個轉型從1978年開始,到現在進行了大約40年。還有另外一個轉型更加深刻,就是由原來的鄉土社會,或者熟人社會,逐漸轉為契約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恐怕比前者來得更深刻,前者是個體制轉型,而后者是整個社會的交往原則、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轉型。中國傳統上是一個鄉土社會,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大家世代相守,很難違背契約。鄉土社會強調世代相傳的口碑。這種世代相傳的口碑對人的約束實際上是很大的。所以我在北大教《農村金融學》的時候,我就說,對農民的信用影響最大的并不是農信社和銀行,也不是法院,而是村里面的老人家在門口曬太陽的時候互相之間的聊天,這是維持信用和懲罰不道德行為的最好的機制,是軟性化的但是是極其有力量的一種懲罰機制。

  但是從鄉土社會這種以地緣、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過渡到一個契約社會之后,我們就發現,很多問題就出來了。一個人的行為方式突然變了,因為他鎖面對的整個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我舉個小例子,原來在北大門口經常有大量的賣假證的人,操著各地的方言。我原來對他們很反感,也感到很氣憤。但是現在我想,這幫賣假證的人,他們既是可恨的造假者,又是些很值得憐憫的人,他本來有可能在家里務農,結果因為親戚介紹說賣假證賺錢,他就去賣假證了。這個人在鄉下,極有可能是一個好丈夫、好兒子、好父親,可是出了那個村之后,來到北大門口,他就變成一個賣假證的違法亂紀者。可是對這個人能不能簡單地譴責一番就行了呢?如果簡單地從道德和法律角度對他們來進行評判,我認為是不公平的。問題沒那么簡單。

  從熟人社會變成了一個陌生人的社會,交易規則發生了變化。而且你發現,越是發達的社會,越是更多地鼓勵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比如說現在大量的金融交易都是看不見交易對手的,你還能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像淘寶網,你根本不知道誰在賣這個東西,他長的什么樣子,你也根本沒必要打聽他的祖上是不是守信,因為網上交易,互相不見面。傳統的銀行還要見個面,填個表格,可是在P2P平臺上,借貸雙方是不見面的,所以這種社會的激勵機制、約束機制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這個轉型過程當中,傳統鄉土社會的一套倫理規則都不管用了,這時候不信任就產生了。我認為一個社會前進的標志就是,當陌生人出現交易的時候,仍能互相信任,這是一個前進的標志。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說“良好的商業行為有點像氧氣,只有缺氧的時候我們才能感到它的存在”。現在我們確實感覺到中國人普遍缺氧,缺乏信任了。斯密寫過一本書叫《天文學史》,他在這本書當中也談到:“一件事物我們很熟悉,天天見到它,可是不覺得它美麗,只有失去它的時候,我們才覺得它很重要”。一個社會的相互信任就是這樣的,失去了才覺得重要。

  共同體內外的行為悖論

  這就出現了“共同體內外的行為悖論”。一個人在一個共同體內部是好人,一旦出了共同體之后,就突然變成一個壞人,他不惜欺騙他的交易對手。費孝通先生說,中國人的社會格局是差序格局。圈的核心是自己,根據血緣和親緣關系,越往外的圈層,交易成本越高,因為對陌生人不信任。當一個經濟沒有信任的時候,它的交易半徑十分小。現在中國人的好多問題都出在信任關系上,交易半徑越來越小。一個共同體內部,其好處是:第一,他的行為容易被觀察到。第二,行為具有長期性。第三,共同體內部通過平時的輿論進行監督,可以對非德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到共同體外部,懲罰機制就沒有了,它往往會誘發人的短期行為,他覺得終于可以無法無天了。

  所以我說中國人現在缺乏“三信”,市場經濟沒有秩序,就是在這樣一個轉型過程當中,由一個鄉土社會,突然轉到一個契約社會,每個人的契約意識還不是很強烈,這種社會最容易發生信任的崩塌,每個人都互不信任,公民不信任政府,政府不信任公民,公民之間也不信任,交易成本極高。

  民無信不立:中國古人是最重視信用的

  可是中國古代人是很強調信任的,中國人把信任這個事情看得比天還大,說“民無信不立”。莊子講過一個“尾生抱柱”的故事。尾生是一個山東青年。一天他約他的女朋友在一個大橋下見面,可是不巧這時候上游來了大水,尾生比較較真,他想我如果走的話,女朋友就找不到我了。為了守信,他就抱住那個柱子不走,結果被水淹死了。所以后來說一個人有信用,就說他有“尾生抱柱之信”。

  在中國傳統里面,是很重視信用的,可是現在這個轉型時期禮崩樂壞,我覺得現在要恢復公民之間的信任,恢復整個市場經濟的秩序,需要幾個條件。第一,要有輿論的監督。新聞媒體不能說假話。第二,要建立某種社會機制,鼓勵那些符合倫理的行為,而約束那些不符合倫理的行為,簡單說就是鼓勵好人做好事。最近我在海南有一個演講,我說現在為什么出現大量的非法集資事件?是因為政府沒有把民間非法集資引導到合法的借貸上來,我們的金融門檻太高,大量的社會資本不能進入正規金融體系,所以他才進行這種民間集資。如果公民沒有得到一個做好事的機會的話,他一定會選擇做壞事。第三,要有一個比較有力的懲罰機制。社會對違背信用的人沒有多大的懲罰,使得他沒有畏懼心。

  傳統倫理體系遭遇的三次巨大沖擊

  禮崩樂壞的根源在哪里呢?一個根源是傳統文化和傳統倫理價值體系的崩潰。百年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遭遇三次大的沖擊。一次沖擊是五四時期。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中國傳統的家族、宗族、社群的關系受到嚴厲的批判,好像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無是處。五四運動過去了將近一百年,我們對這個事情看得越來越清楚,越來越客觀了。對傳統倫理不分青紅皂白的全都否定,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失誤,而這個失誤付出的代價極大。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以客觀的眼光看傳統倫理資源。

  第二次沖擊是文革時期,我們更嚴厲地批判傳統倫理,革命的話語代替了傳統社會的倫常秩序,傳統道德大面積塌陷,傳統的文化符號被嚴重破壞。中國人的行為和社會秩序,很大程度上受這些傳統道德的約束,可是在文革之后,這些傳統觀念迅速地消亡掉了。第三次是改革開放之后,西方的文化以強勢姿態進入中國,中國固有的倫理價值再次遭遇嚴重沖擊。

  社會分層的固化與二元分裂

  經過這三次大的沖擊,中國人的倫理觀念體系已經七零八碎,不復是一個自成邏輯的牢固體系。但是倫理觀念的喪失還不是現在道德失序的根本原因。從更深層次來講,我覺得我國當下社會道德失序還有三個方面的深刻根源:

  一個方面是社會分層。中國現在的社會形成一個二元社會,社會不公平在增加。最近一二十年以來,社會分層越來越明顯,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90年代初期,我們本科畢業的時候,那時候農村來的孩子跟城市來的孩子的機會差不多,而現在則差別甚大,因為大家要去“拼爹”。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非常穩定,我認為其奧秘在于社會實現了流動性,“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并不是神話,而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社會流動現實。中國現在社會分層固化,問題很嚴重,社會底層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改革成本,而社會上層卻只占有改革收益,而不承擔成本。這個社會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導致這個國家的年輕人越來越焦慮。

  貧困化

  第二個是貧困化。貧困化現在非常嚴重按照聯合國每天1.5美元的貧困線標準,我國現在還有約 1.2億貧困人口。大量的人群還處在低收入的狀態,這些人在金字塔的底端掙扎,在財富分配格局當中,屬于最低的層次,因此他的不平等感非常強,怨氣非常重。所以為什么說中國人戾氣很重,就是因為不平等感太強,社會差距太大,二元結構過于明顯。

  選擇機會

  第三個深層原因是選擇機會。弱勢群體在社會當中得到的選擇機會越來越少,所以很多人鋌而走險,做一些不合乎倫理道德的事情,我認為不能單單從道德方面來評判,你不能站在一個道德高地,居高臨下地說,你在北大賣假證就是一個壞蛋,恐怕不見得。他掙錢之后就去養活他的家人,當天晚上他就把錢寄到農村去了,因為他的貧困父母與妻兒還在老家等著他贍養。所以我們一方面需要反省社會倫理的喪失,另一方面還要更加深刻地反省,我們這個社會能不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選擇權。可行能力的剝奪是一件更重要的事。人的可行能力被剝奪,人的選擇權被剝奪,你讓他守信,那是一廂情愿。

  四、市場經濟與秩序: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觀點

  不同的規則意識、契約意識和價值觀

  市場經濟不是無序的經濟,恰恰相反,市場經濟更加強調經濟的秩序。它有著明確的規則,有著很清晰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有一個段子說一個中國學生到美國之后,找了一個美國女朋友,深夜開車,遇到紅燈,他就直接開過去了,他的美國女朋友很生氣,她說你怎么能這樣干呢?這是紅燈。他說,路上沒人嘛,何必死心眼?最后美國女朋友跟他分手了,說你這樣的人不可信任,連這么點交通契約都不遵守,將來我們的婚約怎么遵守?后來這孩子在美國讀了十年書,拿到博士學位,回到北京,交了一個中國女朋友,深夜開車遇到紅燈,他一腳剎車停下來了,這是在美國十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習慣。女朋友就催他趕快走。他說,紅燈呢,走什么走?女朋友說,現在沒人呀,趕緊走呀。他仍然不走。后來這個中國女朋友跟他分手了,說你這種死心眼,跟你還有什么希望?這個笑話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兩種不同的契約意識和規則意識。

  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論倫理和秩序

  市場經濟是講規則和秩序的。市場經濟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是不要任何規則和倫理的利潤最大化。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這三個提倡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都是特別強調秩序、倫理和規則的。亞當?斯密說,整個經濟一方面受“看得見的手”的影響,比如說政府,另一方面也要受“看不見的手”的影響。我們在閱讀斯密的過程當中,往往把“看不見的手”理解為價格體系,整個市場經濟的價格體系會引導資源的配置,這是對斯密最大的誤解。什么叫“看不見的手”?在斯密的話語體系中,實際上就是內心深處的倫理道德,這是看不見的手。所以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當中講到,一個市場經濟必須以一種更高的道德來協調人性的自私自利。什么道德呢?就是“理智、原則、良心,我們行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就是“公正的旁觀者”,這才是維持我們這個社會秩序的根本的東西。所以他認為,在整個社會當中,每個人都要有自律,政府要用必要的手段來克服市場的缺陷。

  哈耶克是最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可是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當中,他說:“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當中沒有一個靜止的教條,也沒有一勞永逸的原則。對自由主義事業危害最大的,莫過于某些自由主義者單純從經驗主義出發的一種頑固態度,而尤以自由放任的原則為甚”。這話是什么意思?自由放任其實不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更強調秩序,所以哈耶克說,政府應該在提供法律框架、維護產權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說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政府不重要,也不是說秩序不重要。

  弗里德曼寫過一本名著叫《資本主義與自由》,他是一個芝加哥學派的自由主義者,他認為自由是一種稀有的、脆弱的東西,為了保護自由,政府是一種必要的制度安排,它要維持一種秩序。所以我們在理解市場經濟和自由的過程中,我們不要偏廢,不要說自由就全部自由,不要秩序了,可以什么都做,我認為這是一個對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最有害的一種誤解。弗里德曼認為,政府應該保護法律的尊嚴和實施,維持經濟秩序,保證私人契約的履行,扶持競爭性的市場。他強調游戲規則,強調政府應該維持游戲規則。

  五、結論:重建市場倫理與秩序:傳統道德資源與現代契約精神

  以上我們講了對斯密倫理體系的理解,闡述了自由市場經濟的道德屬性;我們也探討了經濟轉型時期的倫理失序問題,探討了倫理失序的歷史根源及其深刻的現實原因。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跟一個“壞的市場經濟”,它的區別在于,好的市場經濟是以倫理和秩序為前提的,好的市場經濟必須具備它的人格基礎,即平等、公正、誠信、人道。而我們的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的所有目標,都應該是公民的尊嚴和社會的和諧,我們要有尊嚴感,要有幸福感,要有安全感,要有信任感。

  未來怎么做呢?一方面,我們要利用好傳統道德資源,義利合一、誠實守信的精神,傳統的人格操守,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另外一方面,我們還要塑造現代契約精神。契約精神就是在一個陌生人社會當中也要遵守契約,這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每個人都要履行契約,有契約精神。因此,我覺得中國將來要邁向一個更加幸福的社會,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也復雜。簡單來說,每個人都要突破囚徒困境,要有公民精神、工匠精神、契約精神,要建立整個社會普遍的信任關系,這樣的話才能解決“中國之痛”的問題,才使我們的經濟發展不至于以人格崩塌為代價、以信任喪失為代價。


認證作者 客戶端 客戶端
海南环岛赛体彩规律表